作者：王帅国
智能汽车正处于一场与AI算力中心、消费电子巨头的不对等资源争夺战中，而这场争夺战的胜负，或许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年中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进程的速度与格局。
2026年初，中国车市的价格战硝烟尚未散尽，一场源自产业链上游的涨价潮，又让一些车企掌舵者感到刺骨寒意。
1月初，蔚来创始人李斌在第一百万辆新车下线媒体沟通会上，向行业发出了预警：“今年最大的成本压力还不是原材料，是内存。现在内存涨价，已经涨疯了。”
无独有偶，理想汽车供应链副总裁孟庆鹏也2025年底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判断，2026年汽车行业可能面临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满足率或许不足50%。
在智能汽车竞争进入以“智驾”和“算力”为标志的下半场之际，作为数据存算基石的存储芯片，悄然从稳定的背景板变成了紧缺的战略资源。智能汽车正处于一场与AI算力中心、消费电子巨头的不对等资源争夺战中，而这场争夺战的胜负，或许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年中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进程的速度与格局。
成本压力陡增
当前汽车行业所面临的，是一场由价格飙升与供应短缺交织而成的危机，其烈度远超行业预期。“我们的‘神玑’芯片、英伟达芯片、座舱芯片，都要用内存，最近内存涨价是个大事。”李斌的感慨道出了行业的普遍困境。随着智能座舱多屏互动、高清影音娱乐，尤其是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对实时数据处理的需求爆炸式增长，一辆高端智能汽车的存储需求已从过去的几个GB跃升至64GB甚至256GB，并向TB级别迈进。内存已从普通零部件蜕变为智能汽车的关键硬件。
然而，现在汽车内存正在变得昂贵且稀缺。自2025年下半年起，全球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进入“超级牛市”，部分高端产品价格年内涨幅高达数倍。有行业分析指出，仅内存涨价一项，就可能导致单车制造成本增加数千元。这对于本就利润微薄、深陷价格战泥潭的众多车企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供应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专家高泽龙指出，其根源在于“AI行业对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DDR5（一种计算机内存规格）的爆发式需求”，导致全球存储巨头将大部分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AI领域。汽车行业在产能分配博弈中天然处于劣势。
孟庆鹏关于储存芯片“满足率不足50%”的预警，正是基于这种结构性短缺的严峻判断。这意味着，未来车企面临的不仅是“买得贵”，更是“买不到”的风险。
与AI的“跨维战争”
这场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智能汽车作为新一代智能终端，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产业，发生了关键资源的“撞车”。“我们和AI、算力中心去抢，你哪抢得过人家，人家投资都是上千亿美金。”李斌揭示了这场争夺战的本质。
生成式AI的爆发，催生了数据中心对高带宽内存（HBM）近乎无限的渴求。一台AI服务器的内存用量是普通服务器的8至10倍。面对AI巨头们动辄千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和丰厚的利润空间，存储芯片制造商将产能向高带宽内存等高端产品倾斜，是商业理性选择。在这场“价高者得”的全球产能竞拍中，汽车行业的订单体量和支付能力相形见绌。
另一方面，汽车行业自身也正处在存储技术升级的阵痛期。当前广泛使用的DDR4和LPDDR4规格内存正逐步进入停产周期，而新一代的LPDDR5等产品的产能，恰被AI需求大量挤占。车规级芯片苛刻的可靠性、长寿命认证标准，又使得产能切换无法一蹴而就。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分析认为，这本质上是“汽车智能化转型带来的内存需求激增，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分配机制之间的错配”。车企陷入了“旧产品将断供、新产品抢不到”的尴尬境地。
内存危机并非孤立事件。当前，铜、锂、镍等汽车上游原材料价格也开始重现上涨苗头，形成了对车企盈利能力的多维度挤压。正如加倍管理咨询创始人张蓓蓓所言，这些因素“给汽车内存市场的行情带来了复杂多变的挑战”。多重成本压力叠加，使得行业“降本增效”的口号面临空前考验。
竞争分化与格局重构
内存危机的冲击波，正从供应链层层传导至汽车产品定义、企业战略乃至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首当其冲的是车企的利润表。为维持市场竞争力和销量，多数车企目前选择内部消化部分成本。李斌表示，“目前还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蔚来将利用已有的毛利空间来承接压力。但这种承受力是有极限的。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原诚寅指出，内存对于智驾系统是刚需，而“智驾是新势力车企的主要特点，所以它们需求更强烈”。
这意味着以智能化为核心卖点的车企面临的成本压力最大，也最难以通过减配来缓解。未来，不排除部分车企通过改款车型进行隐性价格调整，或在促销政策上趋于保守。
储存芯片危机将车企的供应链管理能力推至台前。拥有强大集团背景或成熟供应链体系的车企，或展现出更强的韧性。智己汽车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内存涨价对我们没影响，我们背后的上汽集团有成熟且完整的供应链系统。”
相反，供应链管理薄弱的企业或将陷入被动。零跑汽车坦言也遇到了此类问题，其正通过“优先保证生产资源，跟现有合作伙伴加强协调”来应对。这种差异，将直接转化为交付稳定性的差异，进而影响品牌信誉和市场地位。
高泽龙预判，这场危机将导致“行业格局加速分化”。头部车企凭借规模优势、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更能通过长期协议锁定供应。而部分中小车企，则可能因成本失控和供应断链而陷入困境。张蓓蓓也认为，供应不足可能导致“部分车型的生产计划被迫延迟，影响企业的交付能力和市场份额”。一场围绕供应链安全性的淘汰赛已然鸣枪。
最深远的影响可能在于产品层面。为控制成本，车企可能被迫进行配置调整。高泽龙指出，部分车企可能“削减非核心系统的存储配置”，例如降低智能座舱的娱乐内存，或延缓更高阶智驾功能的普及。
如果“减配”成为行业不得已的普遍选择，那么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高歌猛进的智能化配置“内卷”将被迫减速，甚至出现局部倒退，这无疑会拖累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节奏。
从被动应对到构建自主体系
面对挑战，被动等待周期回暖已不现实，中国汽车产业需主动寻求破局之道，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短期看，与现有芯片巨头签订长期供货协议（LTA）是稳住基本盘的选择。与此同时，加速国产车规级存储芯片的验证与导入，已成为行业共识。尽管如高泽龙所言，国产替代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国产DDR4产能短期内难以完全满足高端需求，但这是一条必须走通的“备胎”转正之路。扶持长鑫存储等本土企业，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更是为了保障产业安全的“生命线”。
长远来看，这场危机将倒逼行业重新思考智能化的本质。当硬件成本居高不下，单纯比拼硬件参数的竞争模式将难以为继。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加依赖于软硬件深度融合的优化能力。即通过更高效的算法和系统架构，在给定的硬件资源下实现更优异的用户体验。这将推动行业竞争从“硬件军备竞赛”转向“软件与算法效率”的深层较量。
部分头部车企，可能将模仿特斯拉、比亚迪的垂直整合策略，向芯片等核心环节进行更深入的战略投资或联合研发。通过资本纽带与技术合作，与芯片企业结成共同体，从而在产能分配中获得更高优先级。构建自主可控、合作紧密的产业生态，将成为头部车企构建长期壁垒的关键。
汽车内存的疯狂涨价，表面上是突如其来的供应链危机，其深层次则是中国智能汽车产业在迈向成熟过程中，与全球科技产业变局的一次激烈碰撞。
这是一次深刻的压力测试，也是一剂苦口良药。能够最终穿越风暴的企业，收获的将不仅是市场份额，更是在复杂全球产业链中生存、竞争并最终引领的产业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