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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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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歌舞厅(成都地下沙歌舞厅)

无论是花一点钱散散心，还是单纯地看着人们在舞池里来来往往，那一刻，他都不会怕死，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老伴。

9月28日，成都东门二环路上的一栋老商厦。伴随着嘈杂的音乐和暗粉色的灯光，赵老久久地走进了舞厅。在封闭的空房间里，有一种烟、汗和若有若无的粉末的混合——这就是赵熟悉的的味道。

越来越多的男人走进舞厅。大多数来访者都是常客。他们花10块钱从楼西入口买了一张票，顺着昏暗的走廊，沿着很久没有被水拖过的楼梯上到二楼。交完票后，他们可以进入舞池。

舞厅分为明舞池和暗舞池。站成一圈的舞者人为地将两个舞池隔开。他们大多浓妆艳抹，打扮得很酷。有三四十岁的“成熟女性”，也有二十出头的“墨妹儿”。它们就像市场上出售的卷心菜，被前来挑选它们的人上下打量。看中哪一个，后者会直接上前带走——去明亮的舞池还是黑暗的舞池。一般来说，光线越暗越活泼。

跳完舞，走出漆黑的舞池，赵拿出保温杯，喝了两口枸杞茶，又在茶区休息了一会儿。他已经80岁了，瘦小的身体上穿着宽松的格子西装。他的高腰裤总是提到肚脐，腿脚不利索。他走路时微微前倾。像他这样的老人是最不受舞者喜欢的，他们“闻起来像老人”。

9月29日，赵去菜市场买菜。图片:作者。

赵老九似乎习惯了被别人讨厌。像茶馆里那些孤独的老人一样，除了跳舞的时间，他独自一人睁着眼睛坐着。通常，他会赶上舞厅的下午，偶尔会迟到。如果他呆一两个小时，他就得赶紧回去买菜做饭。

2012年第一次被朋友带到舞厅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舞厅

八年来，赵没有去舞厅跳舞，也没有真正跳过舞。

至于他经常去的舞蹈，在成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沙舞。

关于“沙”的解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在90年代初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工厂倒闭，一些女工成了舞女，而这一行的第一批舞女据传都在砂轮厂工作。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沙”，在当地方言中的意思是“摩擦”，是前“贴面舞”的变体。

公开资料显示，在成都，沙舞已有30多年的历史。成都作家周形容它是一种乡土市民文化，接地气得就像“坐在街头茶馆里喝着五块钱一杯的茶，吃着路人叫卖的豆腐面等小吃，或者坐在街边的矮凳上砸几十上百串的重麻辣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出现了大量的商业歌舞厅，聊天投机的男女可以一起跳几个交谊舞，甚至面对面的舞蹈。当时的舞厅更多的是异性社交功能，没有金钱交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都开始有“东东舞厅”，由空洞改建或在建筑地下室开业，逐渐演变为付费伴舞，沙舞的市场模式开始成型。

因为沙歌舞厅大部分都是黑的，有的舞池甚至是全黑的，所以在黑暗中紧紧相拥的男女之间会有一些隐秘的性交易。四川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在2012年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表示，除了在沙盘舞厅发生的少数直接性交易行为外，这只是一场“肢体摩擦”“触碰”的沙盘舞蹈，处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难以界定。

进入21世纪，随着政府的整治、城市重建、非典疫情等因素，成都的东东舞厅相继倒闭。

然而舞厅模式一直延续着，在短暂的萧条之后，沙舞又一次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在城市的角落。这种模式甚至走出成都，出现在上海、浙江、江苏、重庆、云南等地。就名字而言，各地不同。比如在云南，就叫“触舞”。在成都，它被称为“莎莎舞”。

至于舞厅，用舞者的话说，更像是一个交易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根据性别，它分为买方和卖方，并自由交易——作为消费者，男人享受自己，放松和收获生理上的快乐；女人用她们的时间和身体去挣钱。作为当地舞厅，每人10元的入场费均摊，还专门设置了女子更衣室。在舞厅里，他们被音乐充电。以成都歌舞厅为例。播放一首10元的时候，有的舞者还会收到一首20元的歌，的一首歌大概需要三分钟。即使是坐着和舞者聊天，也要按照相应的时间付费。

72岁那年，赵老舅第一次去了沙舞厅。他记得当时去的舞厅名字叫东桥千雅，带他去的两个朋友都把他包装成有钱的老板。“跳舞和请跳舞的人吃饭的钱大约要500元。”

这个舞厅触发了赵进入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相信自己永远不会累。

毕竟，岁月不饶人。在最初接触沙舞的几年里，赵每周至少去两次。到现在，一周最多跳一次半小时大概需要100元。不像年轻人，他可以用智能手机，但可以用微信支付。每次跳舞前都要找个地方换成十块二十块的零钱。

老年人

在几次进出沙舞厅后，周将其形容为“省城盛大俗世生活的缩影”。

舞厅里，“有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二十多岁甚至不到二十岁的各种“绿钩”(年轻人)；有坐汽车来的普通商人或白领，有骑电瓶车手里提着保温杯，戴着串珠香烟的中年男人；有一个中年驼背矮子，腰上挂着一串钥匙，从来不跳，还有一个猪头男，大肚子t恤像孕妇，不能错过她的乳房。”

沙舞厅里的气味是赵大半辈子都没有闻到过的。

赵老久年轻时聪明，脑子好用。1960年考入四川大学。只上了一年学，就因为用了假饭票被勒令退学。赵出生在农村。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除了回到农村老家，他无法在城市立足。

他和家人关系不好，不能留在农村。不久，赵又回到成都，流浪了几年。为了生存，他甚至与人联手“偷钱或卖东西，所以不犯大错误，不断犯小错误”。1964年，因为偷东西被抓，赵被送进了劳动教养所，在那里修了七年的路和铁路。

“当时劳改营最多三年，如果满了农村三年，还是要回老家。”赵不想回去。他觉得修路至少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一个月挣20多元。1972年离开劳教队后，他又在成都流浪了一年。“当时，我二叔告诉我，你还是得停下来。盐是如此咸，醋是如此酸。我决定回到农村，在生产队工作了几年，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

那一年，赵37岁。在二十多岁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中，他没能结婚，总觉得有些遗憾。

我妻子比他小将近十岁。她是附近山区的一个女孩。她已经几年没有学习了，不知道很多单词。用赵的话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但没有精神上的交流”。结婚前后的那些年，赵老九在家乡的学校教了几年化学，1979年拿到了教师编制。但是他总是焦躁不安，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沉迷于赌博。几次学校考试后，本该监考的赵去台球厅赌博。最后，警察以赌博罪逮捕了他。

因为身体不好，赵提前退休了。在遂宁期间，上午完成输液，下午漫步进城。他看到有人领了营业执照，在街上摆摊教魔术，一套5元。他觉得这是新的，那天花了30块钱学了6个魔术——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1992年起，赵在成都九眼桥摆摊变魔术，顺便卖自己的魔术牌，妻子做起了服装生意。

9月29日，赵展示了他的魔术技巧。图片:作者。

一家人搬到成都，在城东买了一套房子，每天都过得比较轻松。

但是对于赵老九来说，这样的日子总是有点平淡。他和他的妻子睡眠不好。为了避免相互影响，即使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他们都睡在不同的床上。终于有一天，舞厅里“发现了年轻时缺少的东西”为赵。

“一进舞厅，那种感觉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赵承认舞厅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性吸引力。

当时，赵已经72岁了。根据对地下性产业的广义理解，他与舞者的关系看似是伙伴，实则是女士和客户。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莺莺在演讲中提到了客户老龄化问题。她透露，2010年曾和天津街头站着的一些女士聊过天，发现“真的有爷爷们拄着拐杖来，找女士”。这里的“嫖娼”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性行为，但有时可能是一种安慰，或者只是找人聊天，有一些皮肤接触。

革新

但是在这个充满荷尔蒙的空房间里，老年人显然不受欢迎。

“我们经常担心他们抱着的时候会突然摔倒。”9月26日，在舞厅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舞蹈演员任曼缓缓说道。

自称90后的任曼身材矮小，穿着短裙，相貌平平。摘下口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多了。

任曼现在单身，来自西北。他在家乡的服装生意上赔了钱，欠了朋友几万块钱。疫情期间，在家乡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她决定试试运气。当我到达成都时，找工作并不顺利。一个在舞厅当舞蹈演员的朋友建议她去舞厅赚点钱。

任曼同意了。就这样，她每天早上找工作，下午坐公交车去舞厅挣钱，一直等到凌晨一点，然后坐车回住处。

任曼，这个舞厅的新人，似乎没那么受欢迎。9月26日，晚饭后，在朋友家休息，晚上10点，任曼再次出现在舞厅。看到周围的舞者都被带走了，任曼还没开口。她有点着急，主动去茶馆舞池推销自己，但还是没做成几笔生意。

整个晚上，任曼在舞厅里走来走去推销自己，但显然，客人们更愿意等待那些还在舞池里和其他客人跳舞的人。

临近尾声，任曼有些沮丧地坐在一边。一天下来，她赚了几十美元。

在这里，生意好的舞者一天能赚几千元，而像任曼这样收入差的舞者一天连100元都赚不到。云南仁思思自称之前从事房地产销售，离婚了，孩子跟着前夫。去成都旅游前，她出于好奇“一次”去了舞厅，一晚上就赚了1000多。疫情期间，茜茜丢了工作，干脆成了一名舞蹈演员。现在她每天下午和整个晚上都在舞厅里，每天至少挣五六百元。茜茜相当满意，这比她之前的工作收入和空闲时间都要高很多。再说“成都没人认识我”。

“挣钱”几乎是大家提到自己是舞者的原因。进入舞厅前，有的在生意上赔钱，有的在疫情期间失业，还有的说是来“吃青春饭”的，准备趁着年轻多赚点钱买房。赵还发现，“很多舞者都是为丈夫挣钱。她们有的跳完舞就回去，有的被丈夫接走。”

这与黄莺莺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相似。在《一个座位》的演讲中，黄莺莺说，从1999年开始，她们从这些女性身上获得了很多想法，包括“以后多赚钱，多做生意”、“这就是我的生活”、“好玩”等等。一位在触摸舞厅当舞女的女士说:“风雨我也去”，因为当时丈夫住院，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她没有其他技能，只能靠这个。

“说‘要刮风下雨’的是大姐，那是2010年，恰巧是扫黑除恶的大手笔。当时我们想，扫黑除恶这么厉害，你们都想死吗？”黄莺莺在演讲中提到。

2011年，成都市公安局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场所扫黄打非和禁毒行动。其中，“对歌舞、按摩、洗浴场所等涉黄涉赌小商店进行集中整治”。存在安全隐患的灰色地带的沙舞馆显然是需要整改的对象。2013年，在《人民日报》写给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的留言板上，也有市民反映，希望沙舞馆的乱象能够得到整治。

四川地方媒体《华西都市报》自1995年刊发以来，对“东东舞厅”进行了曝光。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该报提到，“是的，那些隐藏污垢和习俗的‘洞穴舞厅’早就应该关闭了。切了癌症，我们的城市会更清爽。”

据成都警方2014年8月通报的消息，成都市公安局在开展歌舞厅违法活动整治检查过程中，对部分涉嫌违法人员进行封堵，公安机关依据《四川省查处卖淫嫖娼活动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伴有舞蹈的“天香学歌舞厅”“新朗歌舞厅”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予以停业整顿。

2015年在推进“平安成都”建设中，成都警方查处了成华区新联曲舞厅、青羊区蓝欣舞厅、锦江区金城舞厅、金牛区新东舞厅(原天涯舞厅)、武侯区犍为舞厅。共有72人因违法被捕。经审查，五个舞厅被暂停整改。

在2017年发起的“扫黄打非”运动中，沙舞舞厅也是重点打击对象。

余生

经过几次举报和整改，赵经常去的几个舞厅都关门了——沙石舞厅不再是随便“乱搞”的地方，穿制服的保安在舞池里巡逻监督。舞厅的各个显眼位置还标有“禁止有偿陪护、禁止赌博赌博、文明跳舞”等字样。沙歌舞厅也根据接触尺度的不同分为素歌舞厅和肉歌舞厅。有些舞厅甚至被称为“照相馆”，因为它们太亮了。

虽然规模不如当年，赵却养成了去歌舞厅的习惯。更何况“尺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近年来，他看到身体机能退化，欲望降低，甚至开始害怕死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焦虑。

焦虑来自两点。一是身体越来越差，让他几乎失去工作能力，每个月只能拿到4000多的养老金。二是担心二女儿有精神问题。“我担心如果有一天我突然闭上眼睛离开，她会怎么做。我家这几年脑充血，现在耳朵又回来了，眼睛也不太看得见了。我们两个在家很少说话，很孤独。现在的生活没有乐趣，等死是庸俗的。”

即使腿脚不方便，家住成都东三环外的赵，每周都会找一个下午，用近一个小时坐两趟公交车，在舞厅坐一个下午。无论是花一点钱散散心，还是单纯地看着人们在舞池里来来往往，那一刻，他都不会怕死，也不用担心生病的女儿和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