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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四个城市都在广东。
• 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

哪些大城市更依赖流动人口成长发展？

近日，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发布，19个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有13个城市发布了流动人口数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发现，虽然它们都是“头部城市”，但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比例却大不相同。

其中，流动人口占东莞总人口的比例最高。2020年，在1046.67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795.22万人，占75.98%。深圳流动人口最多，2020年达到1243.87万人，占总人口的70.84%。

与总人口3205.42万的重庆相比，流动人口仅为481.14万，占比15.01%。这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重庆都是外流城市，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也较低。因此吸纳了更多市辖区内的分离人口(即重庆市内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相对较少。

此外，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近10年来，Xi、成都、广州等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其中Xi、成都流动人口增长超过10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多，说明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大。流动人口一般为年轻人口，可以改善城市人口结构，使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许多公共服务供给仍以户籍人口为主，并未有效覆盖流动人口，如何更好地满足流动人口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成为城市的重要命题。

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四个城市都在广东。

目前，一个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城镇总体发展时间较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等。

这13个城市中，东莞、深圳、佛山、广州是珠三角的4个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在这13个城市中也排名第一至第四。

就东莞而言，该市流动人口中，外省流动人口619.35万人，外省流动人口175.87万人。换句话说，东莞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外省，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薪家庭”。同时，东莞每10万人只有13241人拥有大学学历，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相对较低。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样的人口特征与东莞的产业发展高度相关。东莞的传统优势产业是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制造、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口教育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作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城市，东莞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务工就业，为其制造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深圳的流动人口也占总人口的70%以上，但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已经达到每10万人28849人。这主要得益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深圳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2020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0272.7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4893.45亿元。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公报计算，下同。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流动人口为深圳快速崛起成为一线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深圳都是四大一线城市中落户门槛最低的城市，以“从深圳来”的理念和举措，强力吸引流动人口。

相比之下，作为人口大城市，重庆2020年的流动人口仅为481.14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5.01%。重庆市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低，主要受城市化水平的制约。2019年重庆城镇化率为66.8%，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普遍达到80%以上。这意味着重庆还有大量农村人口等待转化为城市人口。未来，重庆在进一步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应积极创造并有效提供城市就业机会，以吸引当地人口外流，实现当地城镇化。

此外，天津、沈阳、Xi、南京等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30%，但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比如南京所在的长三角，强市众多，人口竞争相对激烈。在沈阳所在的东北地区，整个地区仍然存在人口外流惯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去10年，重庆、天津、沈阳、南京的常住人口增速都没有超过20%，在所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Xi安常住人口增加比较可观，但主要是因为托管西咸新区，率先降低落户门槛。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些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流动人口比例。但总体而言，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往往经济更加活跃，更有能力持续吸纳人口流入。

因此，现实中，即使一些城市控制了人口规模，但在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教育资源更好的牵引下，流动人口仍然活跃。以北京和上海为例，两地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不低，2020年将分别为38.45%和42.14%。此外，在生活环境更好、吸引力独特的成都，2020年流动人口占比将超过40%。

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

然而，流动人口的增加也给城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还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00-2010年间，两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10年间增加约600万人。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两个城市都控制了常住人口总数，导致流动人口增长放缓。其中，近1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19.50%，上海市流动人口增长16.70%，几乎处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底层。

为什么要控制常住人口规模？2017年，国务院在《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上海要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着力控制“大城市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路径。到2035年，上海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

所谓“大城市病”，是指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短缺、房价高企等“症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大城市吸引人口流入必须承担的“成本”，也是地方政府需要面对的“功课”。

近10年来，成都、Xi、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成都、Xi安增长超过100%。这与省会城市较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有关，也说明省会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对周边城市和其他三四线城市人口的“虹吸”。

随着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必须更加及时地补充公共服务。

以Xi安为例，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后，Xi安小学生人数快速增加，从2017年的66.68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万人。相应地，小学教职员工数量也从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从2017年的34，163人增加。

尽管如此，Xi市每个专任教师管理的小学生人数从2017年的19.5人增加到2019年的19.8人，这意味着分配给Xi市每个小学生的教师人数有所减少。

事实上，一些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需要改善教育资源的供给。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教育资源都是按照户籍人口来分配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然而，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始加快“短板”，根据常住人口分配教育资源。

以东莞为例。根据该市的统计公报，2020年，将有9.24万所初中和3.38万所普通高中入学。东莞有初中生26.57万人，普通高中学生9.15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和在校生均不到初中的40%。为此，2019年，东莞提出，到2022年，全市将新建和扩建10所公办高中，新增学位2.5万个。

还需要注意的是，流动人口比例较高也会对城市人口性别比产生影响。以东莞为例。2020年东莞人口性别比为130.06(女性=100)，深圳人口性别比也将达到122.43，两者都比较高，与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较大不无关系。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流动人口数量较多、增长较快的城市应密切关注流动人口需求，逐步推进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更多流动人口受益。同时，要按照力所能及的速度和力度，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让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不仅能留在就业岗位，还能就地养老、就地生活。

事实上，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需求仍在增长。

大城市为了吸纳人口，要注意“分布效应”。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仍是客观规律，但为了避免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城市可以合理地将人口向周边郊区、新城、卫星城等引流。

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实施“差别化落户”。比如今年3月，上海提出加快吸引各类人才集聚上海五大新城(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优化新城人才落户和居住证政策。其中，上海对新城范围内教育、卫生等公益机构聘用的非上海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落户分数加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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